哈佛教授：全球创新应转向劳动力友好方向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月9日发表题为《复兴适用技术》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全文摘编如下：

　　1973年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出版的《小即是美》一书，倡导在穷国使用以人为尺度、资本密集程度低、更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该书在经济学家当中引发了关于“适用技术”的激烈争论。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富裕国家发明的新技术的能力无疑是个重要优势。但是，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都很充裕，那里形成的技术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国际经济协会最近举办的由杰出经济学家参加的专家小组讨论表明，如今或许有更多的理由担心进口技术是否合适。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弗朗西斯·斯图尔特在早先关于“适用技术”的争论中处于中心位置。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东亚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功似乎掩盖了人们对制造业无法在穷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担忧。

　　但如今，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不再发挥同样的作用。制造业技术变得越来越技术密集型，自动化和其他形式的创新减少了劳动力在制造业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在国际经济协会的专家小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全球竞争、企业相对于工人的力量日益增强以及对资本的税收补贴都鼓励了替代劳动力的创新。

　　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坏消息，因为它们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其后果在统计数据中已经显而易见。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遭受了“过早去工业化”的打击——即相对于历史上的先例而言，制造业在低收入水平就业中所占的份额进入平稳期和下降期。即便在工业化保持快速发展的地方，现代大型企业的就业增长也很乏力。

　　阿杰姆奥卢提供的数据显示，新技术不仅偏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且偏向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这些人是主要受益者。低收入国家缺少此类工人，所以限制了这些经济体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

　　在早先关于适用技术的辩论中，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生产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灵活采用可能更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全球化和跨界供应链的拓展可能缩小了物质技术提供的适应范围。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埃里克·费尔霍根在讨论中指出的那样，更高质量的产品通常与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型的技术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一方面转向劳动力更加密集型的生产方法，同时又满足大型国际公司或者消费者的要求。

　　费尔霍根还警告说，即便在有灵活空间的地方，背离全球准则也可能会使当地企业陷入技术劣势。芝加哥大学的古斯塔沃·德苏扎最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供了一些关于负面影响的证据。德苏扎发现，巴西对国际技术租赁征税的计划确实降低了受影响企业中的技术工人的比例，而且减少了总体就业。

　　尽管巴西是一个有着强大技术能力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但有理由认为，国内技术取代国外前沿技术的能力有限。一项更有希望、但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将是重新引导全球创新本身，使之朝着劳动力友好的方向发展。

　　毕竟，其他领域的大量证据表明，创新方向会对盛行的激励机制作出回应。

　　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开展类似工作，鼓励对劳动力更友好的全球创新。无论是制造业中与人类合作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协作”机器人，还是使教师或者护士能够执行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的任务的人工智能工具，概念的证明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挑战是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这种新导向体现在创新政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