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驻WTO大使谈对WTO改革的看法

                                                         ——张向晨大使2020年2月29日出席印度浦那WTO改革专题研讨会时的发言

  去年5月我访问过印度。当时，新德里机场现代化的宏伟设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来到浦那，也不由得赞叹这里的良好设施。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浦那是印度的达沃斯。我不赞成做这样的比喻，但理解其中的缘由——发达国家是先行者，我们是追赶者。对我和迪帕克大使来说，达沃斯偏僻、逼仄而且昂贵，但人们还是趋之如鹜。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不仅仅在于物质上发达，而且他们比我们更善于建立和推广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日内瓦我对这一点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WTO改革也不例外。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亟需改革，比如严重扭曲国际贸易的“农业综合支持补贴”（AMS）迟迟不能被削减，贸易救济措施被滥用迟迟得不到纠正，发达国家承担的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承诺迟迟没有被落实，等等。但当我们还在奋力疾呼继续努力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时，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关于WTO改革的各种报告、方案，而且不断组织研讨、推广，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势头，好像不跟随着他们走就会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我非常感谢印度组织有关WTO改革的专题讨论。我们虽然是后来者，但这次还不算太晚。我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思考如何设计和推进WTO改革，而不是人云亦云。我认为，从总体方向上，WTO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真正做到以发展为核心，与时俱进，平衡推进新规则的制定。

  关于上诉机构危机

  去年12月上诉机构陷入瘫痪，局势令人担忧。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戴维·沃克大使组织成员讨论，形成了总理事会决议草案，但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获得通过。

  像其它机构一样，上诉机构并不完美，但它的任何缺陷都不能成为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理由。美国的谢伊大使不停地要求成员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对任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反思。但是，我们不能借此贬低上诉机构的价值，也不能同意把上诉机构的作用说的一钱不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上诉机构有效处理了成员间的许多贸易纠纷，功不可没。从体制上看，WTO需要一个两级、中立、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点也毋庸置疑。而且，对“为什么”问题的讨论应当是有限度的，我们最终必须回到“怎样做”的问题上。我的佛学知识很有限，上个世纪80年代读过一本中国学者吕澂先生写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里面讲到《箭喻经》，我还有印象。佛对鬘童比丘提出的哲学问题，打了个比喻说，如人被毒箭射中，最要紧的是进行急救，而不是先研究发箭人的身世以及为何发箭等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哲学性问题可以不急于讨论，更何况WTO是个管理贸易的组织。

  关于特殊和差别待遇

  特殊和差别待遇并不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什么特权，而只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的一个政策工具，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更长的过渡期等形式、必要的豁免义务等，帮助这些国家切实地参与到多边贸易体制中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和印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总量大，发展更快。几年前，印度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我们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为实现发展的充分性和平衡性目标，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一年，我和迪帕克大使在WTO与美国大使进行了数轮激烈的辩论，我们两个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美国声称，印度要求和贝宁一样的待遇，中国要求和乍得一样的待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允许我们根据自身能力做贡献。例如信息技术产品ITA扩围谈判，中国做了最重要的贡献，取消了所有相关产品的关税。再比如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我们也没有选择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今后，我们会继续在具体的谈判中采取客观和务实的态度，但我们绝不会放弃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利。此外，我们也不赞成把发展中国家地位与特殊和差别待遇分开来处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少了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实际内容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渔业补贴

  渔业补贴是目前在日内瓦进行的唯一一项多边谈判。它事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第12届贸易部长会议应该解决的优先事项。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提是所有大的渔业补贴国都应当承诺做出实质性削减。中国和印度都认为，无论是专项的，还是非专项的燃油补贴都必须受到纪律约束，因为鱼类是不能区别补贴的专向性的。谈判的模式还必须包括真正的“绿箱”和有意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渔业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渔民的生计困难。

  农业

  农业始终是WTO最重要的问题。不幸的是，根据目前情况，特别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消极态度，短期内在农业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这就是中印联合提案所提出的，聚焦削减国内综合支持（AMS）这一最扭曲贸易的补贴。现在虽然推进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但我们必须加强技术性准备，并不断地大声疾呼，确保谈判不被引上歧途。

  关于透明度

  我们支持改进透明度。现实情况是，没有哪个成员的通报是完美的。发达国家应以身作则，发展中国家也应做出一些改进。但是，我们不赞成搞金融惩罚措施，我们是成年人、是主权国家，WTO不需要引进惩戒机制，而是应该用正面激励、加大技术援助、相互提醒、加强监督的办法，逐步改进通报质量。

  关于电子商务

  谈判有不同的方式，在WTO改革中需要对不同的方式持开放态度，因为164个成员达成一项共识是非常困难的，应允许立场相近的成员开展探索性工作。中国参加了电子商务谈判。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也有重要的防守利益。是在谈判中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是置身于谈判之外，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我曾对一些非洲国家朋友们说过，如果你不坐在餐桌前，就会出现在菜单里。我无意冒犯任何人，现实情况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数字鸿沟和能力缺失，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但没有人会等待你，商业发展、技术进步，机遇稍纵即逝，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要迎头赶上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

  关于延长电子传输免征关税，在成员中存在着争议。我在日内瓦呼应了印度和南非进行结构性研讨的提议。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研讨，就不能走过场，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抓紧澄清各种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部长们在获得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关于投资便利化

  我和印度同事一样认为，投资是个敏感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争端解决、市场准入、投资保护等等。在2003年的坎昆贸易部长会议上，当我们合作打掉了包括投资在内的新加坡议题时，非洲女代表穿着草裙跳舞庆祝的场面还历历在目。然而，投资便利化与《多边投资协定》不同，它是投资议题中最简单的那一部分，仅涉及减少繁文缛节、提高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加强国际合作等，这些都是我们发展中国家正在做的事。在这方面如果有一个多边的规则，会帮助发展中国家整体改善投资环境。这个倡议是十几个发展中成员搞起来的，现在已有100个成员参加，我曾在日内瓦说过，如果谁愿意做第100个成员，我会为她开瓶香槟；在这里我想说，如果印度在任何时候加入我们，我都会组织一个盛大的聚会来庆祝。没有印度的参加，投资便利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多边协议。在达沃斯我和“投资印度”的CEO迪帕克·巴格拉先生一起参加了论坛秘书处举行的投资便利化议题产业界对话会，我们之间进行了很好的交流。请允许我再一次呼吁印度参加到这一倡议中来。我们的目标是在努尔苏丹形成一个投资便利化多边规则的基础，然后期待着各成员加入进来并将它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多边协议。

  关于产业补贴

  这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美欧日三方声明提出要增加禁止类补贴，要改变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的裁决。现实的情况是，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已经被滥用。我们认为应当加强程序纪律和规则澄清，减少对正常贸易的破坏，而不是降低门槛，提出更多的禁止类补贴。我们也不会允许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受到挑战。发达国家是补贴的最大提供者，不仅历史上是这样，在现如今也是如此。但他们正在做上房抽梯、过河拆桥的事。正如迪帕克大使在去年12月总理事会上所说的，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是对公平和正义基本原则的野蛮践踏，将对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的合法性造成损害，并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加强政策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对我们的产业给予必要的和合理的支持，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值此多边贸易体制危机时刻，我和迪帕克大使在日内瓦共同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我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和他的邀请，使我能暂时摆脱冗长枯燥的WTO会议。2017年夏天我曾邀请迪帕克大使到上海参加金砖国家贸易部长会的活动，在黄浦江畔我们渡过了愉快的时光。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我们都能感到这两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的蓬勃生机。正像泰戈尔诗里所说的，“在你的觉醒中你有新生和古代的奇迹，你和新花一样的年轻和山岳一样的古老。”我相信长江和恒河会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回到日内瓦我们会更加有力地联手抵制保护主义的压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推动WTO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文章来源： 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