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供应链和全球生产

　　近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在“东亚论坛”网站上连续发布专题文章，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并未宣告供应链的终结》《重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全球体系》《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疏远将承担巨大成本》。今天，该大学编委会又发布文章《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供应链和全球生产》，对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了提炼总结，强调要继续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国际合作和规制融合，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避免仓促复工复产，唯有此才能实现疫情后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复苏，否定以政治动机促使制造业回流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认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不是自由贸易”。文章内容如下：

　　1月23日在中国湖北省开始的封锁对工业制成品的国际供应造成了重大干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中心武汉，是一个工业重地，其汽车产量占中国汽车制造总量的近10%，仅本田的零部件供应商就有100多家。

　　不久之后，中国其他地区也进入了封锁状态，这个“世界工厂”暂时关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封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制造商和消费者。对于那些主张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甚至主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人而言，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商业模式的破碎。

　　然而，随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也被封锁了。各地的供应链都受到了影响。

　　制造业回归本国的力量得到释放。一些力量也在推动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一些国家的粮食短缺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防护设备短缺，导致了各国广泛使用出口限制，并迅速改变工厂用途，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自给自足。

　　限制食品、医疗设备和药品出口的临时措施将难以撤销。试图缩短供应链的力量将更难抵挡。

　　正如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在本周的第一篇专题文章中所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在许多国家积聚势头”，“将使世界变得更穷、更弱、更不安全”。通过制造业回流、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和缩短供应链来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朝鲜在国际经济参与中消除风险的模式”。这个“隐士王国”不会受到外部供应风险的威胁。

　　供应链容易受到中断的影响。任何地方的生产都是如此。缩短供应链或将供应回归到本国以减少脆弱性是一种谬误。消除对外国投入的依赖会增加对国内投入的依赖，而国内供应在大流行病期间也会被封锁。

　　在全球危机之外，缩短供应链或产业回流可能会增加风险，尤其是在由政治目标而非商业决策驱动的情况下。阿姆斯特朗解释说，“位于本国的供应链（比全球供应链）更脆弱”，因为“一场自然灾害或本土危机可能摧毁整个行业”。而且“防止世界某一地区干旱或作物歉收的最佳保障是向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开放供应”。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管理供应链风险，而不是避免风险。

　　海登（Ken Heydon）在上周的另一篇专题文章中指出，这些风险中最紧迫的一个是“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担忧”正在增强保护主义的力量。“真正的风险在于，产业回流的收益将被证明是虚幻的，尤其是当它们是在保护性关税壁垒的背后，或通过表面上的临时措施（如国家补贴）来实现，这些措施会成为保护主义的俘虏。”

　　然而，随着疫情暴露出全球价值链中的问题，复工复产还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不能操之过急。正如萨摩斯（Larry Summers）所言，“经济思维优先考虑效率，而不是韧性”；“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强调‘以防万一’，即使是以‘及时’为代价。”

　　各国增加一些物资的储备可以有所帮助，但政府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塞利森（Deborah Seligsohn）在第三篇专题文章中解释说，效率并不是唯一的考量，“有时当我们需要安全、稳定和公平时，效率会让我们失败”。他们认为，贸易和国际商业的真正弱点在于社会保障网络的不足。“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认识到，全民医疗是整个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劳动保护是多么脆弱，尤其是在美国”。

　　通过使社会更具弹性，供应链也可以变得更具弹性。随着生产重点的迅速变化，需要使人们能够转换工作，来应对危机和外部冲击。正如古勒维奇和塞利森所说，这将帮助社会从“贸易效率的提高中获益，同时更公平地分配收益”，并“将自由贸易与对全体人口的支持结合起来”。

　　政府应该避免实施不必要的规则和法规来限制企业可以或不可以生产多少、销售多少或购买多少，否则将妨碍企业运营或加重它们的负担。

　　进行投资、采购和供应决策的公司本身就已评估并降低了风险，他们的生计依赖于此。企业更知道如何实现多元化和提供保障。

　　各国政府可以帮助降低供应链脆弱性的地方是，改善用于管理跨国供应链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规制一致性，在各国同等水平保护隐私的同时提高透明度。这是一个中国有切身利益的议程。其他措施可以建立信心，帮助确保供应：由国家组成的集团可以共同承诺降低医疗设备的关税和贸易壁垒。

　　海登解释说，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由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正在失去其作为世界增长驱动力的力量”。例如，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日本公司“将其供应链的组装部分从中国转移到泰国、墨西哥，并将产业回流到日本本土”，这“花费了相当大的成本”。

　　海登认为，试图减少与中国经济往来的补贴、关税和其他政策“将付出代价”。这些政策干预越有效，成本就越高。

　　各国家和社会仍在从疫情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中恢复，这时不应该仓促复工复产，但也不应抛弃有效的措施，从繁荣走向不稳定和不安全。自由贸易并没有引起或传播疫情。即使在全球封锁的情况下，供应链仍具有极强的弹性和灵活性，供应食品、能源和关键进口产品。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社会如何保护他们最脆弱和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人。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控制了疫情并将社会成本降至最低的国家，拥有运行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并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那些将迅速恢复和重建经济的国家将需要自由贸易，并将这些收益分配给整个社会。没有自由贸易，经济就不会恢复活力，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不是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