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向仕金，生于1933年10月，卒于1996年6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

父亲去世后，出于景仰、感恩和思念，我先后写过一些文字，但都侧重于写一个方面或几件事，没有全面地反映父亲做人做事的风采和风格。近年来，随着年龄增大、逐步变老，我担心哪一天会失去记忆，把对父亲的那些追怀也带走了。因之，我要趁现在记忆尚好的时候，写一写父亲，让家人们对他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

父亲出生在与巴东县城隔江相望的东壤口麂子岩，祖辈更早生活在官渡口。爷爷奶奶只生育了父亲和伯父两人，给父亲取名“仕金”，给伯父取名“仕文”，即希望他们长大后有钱、有文化。然而，旧社会这些希冀只能是幻想。在父亲和伯父尚未成年之时，爷爷奶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留下弟兄俩相依为命，靠着给煤老板挖煤、背煤生活。

解放前夕，伯父离开家乡，参军入伍，曾参加过解放广州和海南岛战役。后被提拔为排长，1955年被授予少尉军衔，1957年转业回老家。我至今还保留着伯父那张佩戴军衔的戎装照。

父亲很小时就在麂子岩跟着大人挖煤、背煤。那时要把煤炭背到长江对岸的县城去卖。父亲个子小，体力弱，一次只能背30——40斤煤炭，肩上、背上常常被背篓勒出深深的伤痕，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

后来，父亲在卖煤炭时，认识了做百货生意的刘家人，使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变。刘老板和老板娘都是汉阳人，抗战时为了躲避战乱，来到巴东做点小本生意。老板看到父亲干活不偷懒，且为人忠厚老实，就收父亲为徒，帮助站柜台做杂工。

在老板的培养下，父亲对业务学得很快，不到半年就学会了打算盘和记简易的账目。一年后，就能在门市上独自处理业务。在当学徒的几年间，父亲边干活边识字，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干活认真、做人踏实，深得老板一家人的信任，常常把许多重要的业务交给父亲来做，并通过做事来考验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

刘家人曾给我讲过一件事：一次，老板娘交给父亲一笔营业款，让他到银行去存。银行职员在点钞时，发现多出两张，便退了回来。回到店里，父亲毫不犹豫地将多出的两张钞票还给老板娘。原来，老板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试探店员的人品。而另一个叫曾宪福的学徒，却在老板娘的试探中中招了，不久就被东家辞退了。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父亲还一直在刘家当学徒，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才随之成为国营供销社的一名职工。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父亲一直感恩于刘家，与其一家老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刘邦云嬢嬢，打小与父亲相识，并与同在刘家做事的我母亲是闺蜜。刘嬢嬢曾对我说：“你父亲是难得的好人，心地纯洁善良。”她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公私合营不久，一股“左倾”思潮蔓延开来，要对资本家进行清算。这时父亲正在申请入党，组织上找他谈话，要他第一个上台揭发刘家，父亲难以推脱，第二天上台时脸憋得通红，才结结巴巴地说：“刘家没有虐待我，待我很好……”之后，就因为这件事，父亲入党的事被延迟了两年。后来，政治运动不断，父亲也多次受到冲击，但他一直坚持做人的底线，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更不落井下石。

从1956年参加工作至1994年退休，父亲一直在供销社工作。在我参军入伍之前，曾亲眼目睹他的工作状况，或听他讲工作经历，或听同事们对他的评价，给我留下以下几点深刻印象。

爱岗敬业。父亲参加工作后，就离开了县城，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工作。早年在绿葱坡、东圩口等代销点干过，有时晚上在区社开会和外出办事，深更半夜还要赶回去，途中好几次遇到过狼；在区供销社住巴东办事处工作时间较长，小小办公室成为父亲采购和分配物资的指挥站；后来就一直在沿渡河区供销社和下码头收购站工作。无论在何地、何岗，是做普通职员还是担任供销社主任（经理），他对组织分配的工作都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做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努力钻研业务，做到门门精、样样通。在驻县城办事处时，他经手采购和分配的物资多达几百个品种，笔笔账物相符，从没有出过差错；在供销社门市部值班时，总能做到“一口清”“一抓准”，不用算盘即可报出价格；在收购站工作时，对于收购的药材、动物皮毛、桐油、生漆等，经他验过质量后，别人都无二话可说……这些绝技绝活，都是父亲多年来一招一式练出来的、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

关注民生。供销社工作平凡琐碎，从农药、化肥、水泥、柴油生产资料，到布匹、盐巴、针线、纽扣等生活资料，每一样都关系百姓的生产、生活。父亲深知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记得有一年，沿渡河发大水，冲毁了河道，一连数日木船无法通行，供销社的盐巴断供了。父亲组织人力从巴东把盐巴背到沿渡河，他一路跟随督战，脚上打了许多血泡，也不肯歇息。还有一年，沿渡河发生旱灾，急需抗旱物资，父亲日夜奔波，筹集柴油、抽水泵等抗旱物资。后来，在协调机械厂制作水车时，因木材不够用，父亲把供销社准备添置货柜的木材拿出来以解燃眉之急。那些年物资短缺，春节供应都需自己筹措物资。父亲和同事们未雨绸缪，四处采购原材料，在下码头收购站支起锅灶做粉条，加工麻饼点心，以满足市场供应。

团结同志。对单位同事，无论资历深浅，本地人还是外来户，父亲都倾注心血地关心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和同事们开荒种地，收获的粮食和蔬菜不但解决了内部员工的生活困难，还拿出一些分送给友邻单位。文革期间，区供销社工作受到冲击，从外地调任供销社主任的王贵祥被造反派批斗及至受伤，情绪极度低落，一家人抱头大哭。父亲知道后，不顾被牵连，及时上门慰问，还买来两只老母鸡送给他补养身体。后来，王贵祥举家调回南京，仍与父亲保持联系，还寄来了南京板鸭、酱菜等地方特产，由衷感谢在他落难时父亲对他的真心相助。

凡是与父亲共过事的人，都交口称赞父亲的为人，有好事想到他人，有问题勇于担责。一次，从巴东运来一批水泥，因当天时间晚了，没有来得及清点入库，结果夜晚下雨，造成部分水泥受损。父亲没有责怪别人，而是主动担责，并做了赔偿处理。还有一次，父亲被评为县社先进工作者，有一个到杭州参观学习的机会。而另一位同事想去杭州看病，父亲二话没说，当即把到杭州参观的名额让了出来，而他自己只留下一本先进工作者纪念册，至今还被我收藏着，时间为1966年元月。

正直廉洁。父亲工作能力强且德行好，尤其是公私分明，不沾公家的便宜。当年，物资统购统销、按计划分配，他总是严格执行计划，不搞特殊和例外。在下码头收购站管仓库时，有一些布匹包装皮、散落在地的化肥和水泥等，他都让人收拢起来，待估价后再行处理，并将钱款列入单位收入。临近春节加工副食品时，我随大人前去加班，参与包装、点数等工作。一天劳作下来，父亲只让吃几块破碎的麻饼，不付其他报酬……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珍爱家庭。在父亲身上，既有党员干部的风采风骨，遇事讲规矩；又有普通人的肝胆柔情，把家庭挂在心上，对家人关爱有加。他与母亲徐绍华共同生活40多年，总是相敬相爱，有事共同商量，并主动承担家务活，让母亲少一些操劳。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但从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和颜悦色地与子女平等交流。他在城关办事处工作时，忙起来几个月顾不上回家，就会写书信一封报平安。每次回家时，总不忘给母亲和子女带一些小礼物。父亲回家来，家里总像过年一样充满欢乐。而他对自己却极度节俭，伙食费总是压到最低，仅一饭一蔬而已。记得1966年夏天，我到巴东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亲自到码头去接我，中途带我到县社食堂吃饭，点了一碗排骨炖萝卜，一盘红烧鱼，同事见状说：“彪娃子，你今天来了，你爸爸才点了两道荤菜，平时他都是吃素哟！”听罢这话，我眼泪差点流出来了。回到家后，我将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特意到食品站买了几斤筒子骨，熬煮后将油脂过滤出来，装了满满一瓶，托人带给父亲。不久，他来信说：“筒子骨里的油真香啊，我天天拌饭吃……”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很平凡，平凡得如神农溪的一滴水、河滩上的一粒沙，同时又很伟大，一生辛劳不曾有停歇，一生敞亮不曾有阴影，一生清廉不曾有私欲。他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党员干部的形象，也为自己留下清白的名声，为后人留下了清廉的家风。他撒手而去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我们好好工作和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热爱您！